青年是标志时代最灵敏的晴雨表，时代的责任赋予青年，时代的荣光属于青年。时间之河川流不息，每一代青年都有自己的际遇和机缘，都要在自己所处的时代条件下谋划人生、创造历史。

“我”，是中国青年！

 

1919年5月4日上午，北京天安门前发生了一场以青年学生为主，广大群众、市民、工商人士等阶层共同参与，通过示威游行、请愿、罢工、暴力对抗政府等多种形式进行的爱国运动——“五四运动”，又称“五四风雷”。这场名为“五四运动”的爱国运动里，大概是最早出现了“我”的身影的时刻，“我”从未想过“我”能有这么大的力量。

“我”读过陈独秀先生创办的杂志《新青年》，也受过“德先生”和“赛先生”的教诲。当“我”听说作为战胜国之一的我们在巴黎和会上任人宰割——巴黎和会决定将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，而我们的政府——北洋政府,竟然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，准备在《协约国和参战各国对德和约》上签字时，“我”坐立难安。“我”再也无法压抑住自己的愤怒，于是“我”行动了。“我”联合各界人士，举行了游行示威，“我们”在横幅上写下“誓死力争，还我青岛”“收回山东权利”“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”“废除二十一条”“抵制日货”“宁肯玉碎，勿为瓦全”“外争主权，内除国贼”等口号，并且要求惩办交通总长曹汝霖、币制局总裁陆宗舆、驻日公使章宗祥。在游行过程中，“我”义愤填膺，以致“我”做出了一些过激的行为，“我’行至曹宅，痛打了章宗祥，火烧了曹宅，引发了“火烧赵家楼”事件。

越来越多的“我”加入了这个队伍。在这期间，“我”遭遇很多困难、挫折，但“我”没有妥协，继续迎难而上。1919年6月28日，中国代表没有在《凡尔赛和约》上签字。“我”想，“我们”成功了，但“我”知道，这还远远不够。

1922年5月，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，由“我”为主体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了，1925年1月改称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。如果说面前这片满目疮痍的的土地是“我”的家，那么此时此刻“我”的灵魂才算有了归属。

 “苟利国家生死以，岂因祸福趋避之”。 1924年，在孙中山先生的感召下，“我”怀抱革命的理想和救国的信念，跋涉千里报考了黄埔军校，在黄浦江畔接受了严格刻苦的军事训练，为的就是有一天能够“驱除鞑虏，恢复中华”。

时间到了1935年12月9日，“我”参与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“一二·九运动”，这是一次大规模学生爱国运动，起于北平，止于全国。它标志着中国人民抗日民主运动新高潮的到来。

1944年9月，在战时紧急关头，蒋介石号召全国知识青年积极从军，提出“一寸山河一寸血，十万青年十万军”的口号。于是“我”应征入伍，在接受美军现代战术训练后，“我”开赴东南亚，在缅甸大反攻、打通中印公路的战役中发挥了重要作用。

1949年10月1日，毛主席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布：“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已于本日成立了。"“我们”为之奋斗的民族独立了、人民解放了。

1955年，在毛主席的号召下，“我”参加了“上山下乡”运动，去到了农村和边疆垦荒，接受基层锻炼。在基层中，“我”始终秉持着“我是革命的一块砖，哪里需要哪里搬”的革命修养和牺牲精神，“我”在与农村、农民接触的过程中，大大丰富了人生阅历，磨炼了意志，成为真正了解中国的人。

面对着扑面而来的学习、就业、生存压力，90后的“我”并没有自怨自艾，在被蹂躏中学习是“我”的常态，处在这个时代的“我”，个性张扬，崇尚自由，常常不被理解，但“我”用实际行动改观了人们以往的评价。2008年“5·12”四川汶川大地震，“我”沉着镇定、坚强勇敢，让抱有成见的人刮目相看，“我”直面灾难毫不退缩，奋不顾身、舍己救人，敢于担当、勇于负责，因为“我”是中国青年！

1919年5月4日到2019年5月4日，不知不觉中“我”已经走过一百年了，忽而想起梁启超先生在《少年中国说》中的一段话：“少年智则国智，少年富则国富；少年强则国强，少年独立则国独立；少年自由则国自由；少年进步则国进步；少年胜于欧洲，则国胜于欧洲；少年雄于地球，则国雄于地球。”一代人成一代功，一代人做一代事，而“我”，中国青年，当为中华之崛起、中华之富强而奋斗。

百年前的中国，内有软弱腐败之政府，外有虎视眈眈之强敌。百年后的今天，已是另一番天地，中国是世界第一大制造强国，世界第二大经济体，人民的生活也有了质的飞跃。国强则国之青年更强，虽然时代在不断变化，但爱国青年“以天下为己任”的胸怀担当始终没有变。习近平总书记曾说:“历史和现实证明，青年一代有理想、有担当，国家就有前途，民族就有希望，实现我们的发展目标就有生生不息的强大力量”今天的中国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上，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，比任何时候都需要青年的激情奋斗、青春奉献。

“我”，是中国青年！我将承担起时代赋予我的责任，用自己的青春点亮国家梦、民族梦、未来梦！